我第一次见到阮雨晴是在城市中央公园的长椅上。

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，铅灰色的云层低垂，仿佛随时会压垮整座城市。

我刚结束了一天令人疲惫的心理咨询工作，正打算穿过公园回家，让绿意洗去满脑子的负面情绪。

然后我看到了她——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少女，苍白的皮肤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透明。

她低着头，长发如瀑布般垂落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

但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她手腕上那道新鲜的、仍在渗血的伤口。

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，我见过太多自残的案例，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目睹正在发生的自我伤害，我的职业本能立刻压过了个人边界感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我走近她，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。

她猛地抬头，露出一张精致却憔悴的脸庞，眼睛大得惊人，里面盛满了某种我熟悉的情绪——那是一种混合了绝望、愤怒和渴望的复杂情感，我在太多抑郁症患者眼中见过。

“走开。”

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

我没有听从。

“我是心理咨询师，”

我拿出名片放在长椅上，“你的伤口需要处理。”

她盯着名片看了很久，然后出乎意料地笑了，那笑容脆弱得像是随时会碎裂的玻璃。

“程默，”

她念着我的名字，“沉默的默？

真是讽刺，一个叫‘沉默’的人却主动搭话。”

“生活就是充满讽刺。”

我蹲下身，从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消毒湿巾和创可贴，“可以吗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最终伸出纤细的手腕，伤口不深，但很长，横贯整个前臂内侧。

我小心翼翼地清理血迹，尽量不表现出任何评判或怜悯——这两种情绪对这类患者来说都可能是伤害。

“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我轻声问。

“感觉不到痛的话，就感觉不到活着。”

她的回答像是排练过无数次，“而且.....血很漂亮，不是吗？

那种鲜艳的红色.....”

我抬头对上她的眼睛，那里面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迷恋，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将自残浪漫化的患者，但她的程度显然更深。

“我叫阮雨晴，”

她突然说，“二十岁，无业，父母双亡，现居.....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“现居无处。”

处理完伤口，我犹豫了，专业伦理告诉我应该送她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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