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推想与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：假定血酬不变，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，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。

朱德回忆说，（1921年前后）几乎全中国每一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，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，成了一望无垠的黄土沙漠。

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，为了混一碗饭吃，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。

[14]

如果部队溃败了，或者将士兵遣散了，这些士兵就沦为无业游民。

从民国档案中可以看到，数以千计被处决的土匪中，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无业游民，其次是士兵，第三位是苦力，第四位是农民。

其中，无业游民的比例在70以上。

[15]

这种排序，恰好是生产性收益递减的次序：农民有地种，只要不闹天灾人祸，就可能有一些生产收益。

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绝收，只好“以身为业”

，去干苦力或者当兵，干苦力挣的工钱还算生产收益，当兵已经被看作“卖命”

。

如果再失业了，生产性收益彻底断绝，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，无业游民一无所有，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，有抢劫能力者便沦为土匪。

在选择排序上，当兵优于当土匪，因为当土匪的前途不如当兵，收入的稳定程度也不如当兵，死亡风险却极高。

我根据关东土匪的下落估算过当土匪的风险，“职业死亡率”

超过38。

[16]

说到这里，我想强调一下统计和计算的意义。

从金文到小篆，“贼”

字都是戈下之人抢夺戈下之财的图像。

这幅图景显示出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换算。

生产或掠夺活动的收益与风险，决定着贼性的强弱。

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人类。

当蜜源紧张，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，蜜蜂的“盗性”

也会随之上升。

盗蜜的行为将引发蜂群之间的战争，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。

在足够大的样本中，人类的贼性和蜜蜂的盗性一样，都可以如此统计计算，个别人的道德操守对结果的影响很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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