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命价问题

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旧历九月十八日上午，咸丰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（近似福建省省长）张集馨，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，摘抄对话记录如下：[24]

皇上问：“械斗是何情形？”

张答：“……大姓欺凌小姓，而小姓不甘被欺，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。”

皇上问：“地方官不往弹压么？”

张答：“臣前过惠安时，见械斗方起，部伍亦甚整齐。

大姓红旗，小姓白旗，枪炮刀矛，器械具备。

闻金而进，见火而退。

当其斗酣时，官即禁谕，概不遵依。

……”

皇上问：“杀伤后便如何完结？”

张答：“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，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，除相抵外，照数需索命价，互讼到官。

……”

皇上问：“命价每名若干？”

张答：“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，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。”

在这里我初次看到“命价”

一词。

作者还给出了准确价格：三十洋元（西班牙银元）。

十九世纪五十年代，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，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，不过2000元人民币。

[25]

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。

所谓生命无价，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，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
人命是有行情的，天子还打听行情呢。

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，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，人都死了，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？不过，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，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。

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。

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，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死于艾滋病的人，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。

他的生命的价格，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，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。

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，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，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。

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，两者余缺相对，变化纷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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